保羅·羅默探究的是經濟學的永恒主題——經濟增長，他論證了科技和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地位。他在論文《內生的技術變化》中，構造了完整的增長模型，得到的經濟含義和政策結論是：大力投資于教育和研究開發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直接支持投資的政策無效。他認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創意或知識產品，將直接關系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

       保羅·羅默是美國經濟學家，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現任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16年，羅默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2018年，他和諾德豪斯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揚名于年輕之時

       羅默出生于1955年，他父親曾經擔任過科羅拉多州州長，還擔任過民主黨黨魁，可謂是名人之后。羅默在芝加哥大學本科所學的專業是數學和物理，由于想轉到法學院，在大學四年級學習了他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授課教師薩姆·佩爾茲曼對經濟學的精彩講授深深吸引了他。在佩爾茲曼的影響和鼓勵下，羅默放棄了學習法律的念頭，轉而走上了經濟學的求索之路，1977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1983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鎮”。截至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的76位獲獎者中，有12人供職于芝加哥大學，占比15%。若把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的獲獎者全算上就有28人，足足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總人數的1/3還多，妥妥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超級大戶。羅默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就產生于他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期間。

       羅默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在于他研究的“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這個理論來自于他1983年的博士論文《動態競爭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遞增》，該論文探討并糾正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局限性，構造了經濟中人們有意識地進行研究開發以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數理模型，強調以創意或知識產品為基礎來理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機制。

       此前，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黃金時期，出現了以索洛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但是，或許是由于新古典增長理論難以擺脫經濟均衡增長的條件是被外生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所決定的這個令人“不愉快的結果”，70年代初期以來，有關增長理論的文章突然從西方各主要學術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80年代中期，在羅默（1986）和盧卡斯（1988）等人的論文發表以后，情況才有所改觀。隨后，經濟增長理論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983年，羅默論文完成時才28歲，可謂揚名天下于年輕之時。

       重新定義經濟增長

       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羅默于1986年發表了著名的論文《收益遞增和長期增長》，文章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假定完全競爭并采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和技術外部性來解釋經濟增長，它成為第一階段內生增長理論的代表性模型之一。羅默在1987年的論文《基于專業化引起收益遞增的增長》中構造了一個專業化和收益遞增框架下解釋經濟增長的模型，該模型把收益遞增看作專業化程度提高的結果，專業化引起的收益遞增導致了經濟的持續增長。隨后，羅默在1990年的論文《內生的技術變化》中，構造了一個更加完整的增長模型，該模型的經濟可分為三個部門：研究部門、中間品部門和最終品部門，產量是技術、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勞動等四要素的函數，這個模型實際上是索洛產出三要素分析（資本、勞動力、技術）框架的進一步完善和改進。該模型的經濟含義和政策結論是：增長率隨著研究的人力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與勞動力規模以及生產中間產品的工藝無關。大力投資于教育和研究開發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直接支持投資的政策無效。經濟規模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資本的規模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國家必須盡力擴大人力資本存量才能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經濟落后國家人力資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資本少，增長 緩慢，經濟將長期處于“低收入的陷阱”。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和專利的壟斷性，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政府可通過向研究者、中間產品的購買者、最終產品的生產者提供補貼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羅默的理論貢獻在于：一是他修正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假定生產是規模收益不變的結論，提出了生產是收益遞增的。羅默認為技術和知識是私人提供的經濟物品，但技術又不同于一般的經濟物品，技術具有正的外部性，新知識生產者無法獲得新知識帶來的全部收益，生產新知識的私人收益率小于社會收益率。二是他繼承了阿羅的研究（阿羅，1962年，將技術進步看成經濟系統決定性的內生變量），提出了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的觀點，為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1992年，羅默在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上進一步把上述思想運用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的研究中。他認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創意或知識產品，將直接關系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實施了開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業家把新思想和知識產品運用到那里，從而帶動了該國經濟發展，擺脫了赤貧狀況。

       對中國經濟發展和財稅政策的啟示
       用“羅默增長”去理解研發投入。用最通俗的語言理解，羅默的新增長理論就是用數學模型論證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結論。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過程中，從以要素投入的增長為主，轉變為以技術和管理進步為主，其實也是在驗證羅默新增長理論的正確性，這個過程，也可以認為是從“索洛增長”到“羅默增長”的過程。筆者曾經分析過2004年~2018年中國的研發投入數據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數據，回歸之后，R2=0.996, P<0.001，從圖形上來看，兩條曲線是高度擬合的。而且從數據上來看，中國GDP于2010年超過日本，中國的研發投入也于2013年超過日本。到了2018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已經超過了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正是“羅默增長”的一個生動例子。

       用“規模收益遞增”去理解財稅補貼。規模收益遞增或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技術的最顯著特征。特別是對于互聯網來說，一旦建立起來，增加用戶的邊際成本趨于零。由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加上摩爾定律的作用，富裕的國家會比貧窮的國家發展得更好，而貧富距離將越拉越大，因為貧窮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是遠遠落后于富裕國家的。具體到產業來說，也是一樣。比如集成電路產業，領先者永遠領先，強者恒強的局面是極難改變。所以，這個時候對于追趕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財政補貼成為必然選擇，無論是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中國臺灣都走過相同或相似的發展道路。

       用“私人研發的正外部性”去理解支持高新技術稅收優惠政策。羅默認為，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但是技術研發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所以對私人技術研發進行財稅政策支持是應有之義。從中國的實踐看，從2000年開始，國家頒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其中包括對增值稅的即征即退，對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企業的所得稅低稅率（稅率15%，國家重點軟件企業稅率10%）以及“二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等。對這些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支持，就是對私人技術研發正外部效應的一個彌補。羅默贊同政府干預，他認為，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均衡結果所表現的研究水平太低，而消費水平太高，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引導消費品生產部門中一部分生產要素流向研究部門，可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對支持技術進步予以稅收優惠政策，實質就是向知識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課稅，這些觀點，很好地解釋了我國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的選擇。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寶安區稅務局）